人民日报：上台阶挑大梁，央企迈向高质量发展（权威部门话开局）

对公民积极权利浓墨重彩的描绘，也成为了转型宪法的一个特色。

国家如此广阔，必须选取国旗、国家元首、节日等象征符号进行整合。[22]见前注[2]，斯门德书，第7页。

只要公民曾与其他成员共担某种命运（如一战），不放弃在未来建立关联的权利，就仍是国家整合体系中的一员。斯门德则将政治程序看成社会合题（soziale Synthese）的过程，人民在其中反复锻炼才能获得此在（dasein）。国家的真实性等同于意义实现（Sinnverwirklichung），而非国土、人民的物理存在。立法则是国家政治体系和法律体系的结合体，既是国家职能之一，又体现了规整法体系的职能。斯门德意识到，德国古典哲学和社会契约理论也有相契合之处，费希特、黑格尔都给予斯门德以重要启发。

鉴于国家在公法研究中的缺席，斯门德在方法论上实现了精神科学和国家法学的结盟，以一种辩证、运动的思维修补了个人与整体、经验和现实的断裂。其二，新的方法论必须能阐明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澄清国家法的政治生活过程，能够解释经验和价值的互构逻辑。[12]受目的论的影响，耶利内克认为国家作为目的论上的统一体才能够作为主体进入法律关系。

在他的定义下，形式意义的宪法指刚性的成文宪法，实质意义的宪法则指规定创设一般规范的规范。[19]一般将verfassungsrecht翻译为形式宪法或宪法法律，曾韬根据第三章的标题将verfassungsrecht理解为宪法（vefassung）的实在化，故将其翻译为实在宪法。[德]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207页。[53]Vgl. Rudolf Smend, Das Recht der Freien Meinungs?uβerung, in: Staatsrechtliche Abhandlungen,3. Aufl.,1994, S.96 f.[54]见前注[2]，斯门德书，第116页?Rudolf Smend(Fn.2), S.93.[55]Vgl. Rudolf Smend, Politisches Erlebnis und Staatsdenken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in: Staatsrechtliche Abhandlungen,3. Aufl.,1994, S.363.[56]Vgl. Hans Kelsen, Der Staat als Integration:Eine Prinzipielle Auseinandersetzung,1930, S.23 f.[57]Ibid., at 44—45.[58]魏玛时期的公法学是认同与同一性建立之学（Lehre der Identit?t-und Einheitsbildung），对于整合论的评价也不应单纯以规范性为标准，而应首先着眼于其是否成功澄清国家的本质。

[35]由此，《宪法与实在宪法》发展出更为系统的整合论宪法学说。四、余论在1966年，已经84岁高龄的斯门德再次撰文，将整合上升到天职（Beruf）的高度：必须坚持禁止个人以无我的态度逃避对整体的共同责任。

其一，斯门德虽然批评自由主义者漠视社会和国家，但是他笔下的社会和国家，似乎是从个体中自发生长出来的，对于现代大众社会的内在危险性缺乏体察。Rudolf Smend(Fn.2), S.62.[75]Vgl. Stefan Korioth, Integration und Bundesstaat: Ein Beitrag zur Staats-und Verfassungslehre Rudolf Smends,1990, S.104.[76]施米特在1926年为《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撰写的导语中便主要讨论了大众民主带来的冲击，参见[德]施米特：《论议会制与民主制的抵牾》，载前注[61]，施米特书，第7—24页。在斯门德对议会制和总统制的讨论中，最为基本的政党、经济问题都未曾出现。[24]斯门德同意凯尔森的洞见：心理学将个体看作是孤立的客体，将社会互动理解为个体受外界刺激而产生的机械反应，这实际上已经掏空了社会本身。

在多元的观点中，斯门德主张其是一种实质组阁权。基于所有精神科学的性质，这套作业程序的正确性只能在应用中获得全面和最终的验证。因为整体是动态生成的，有机体论所面临的整体价值和经验生活之间的断裂也并不存在。[57]整合理论不过是有机体说的另一个版本。

20世纪德国公法领域星光熠熠，斯门德并未做宪法文本评注或提出完整的国家法学说体系，但并不妨碍其著作被公认为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公法学著作之一。狄尔泰指出，只有与人们内在体验相关的事件，才是历史的一部分。

[54]主要根据权力分立来理解国家职能的意义，将带来两个问题。国家并不是一个个人之上的压迫性形象，而是依赖于不断更新的精神关联。

根据统计，1920年有24个政党参与国会选举，到193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42个。[36]国家的整合体系要回应两个问题：其一，消极无为的公民普遍存在，如何理解整合体系中的意义关联。在其运作之中，预备程序能够将法律目的带入公共视野，并通过辩论、表决、商议等过程使价值深深植根于民众心中。Vgl. Horst Ehmke, Beitr?ge zur Verfassungstheorie und Verfassungspolitik,1981, S.66.[46]Vgl. Petra Otto, Die Entwicklung der Verfassungslehr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2002, S.77.[47]斯门德特意引述了齐美尔《论宗教》的论述，齐美尔区分了宗教性（Religiosit?t）和宗教（Religion），前者是一种内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超越利己本能的精神结构，后者则是在前者驱动下形成的某种形式组织。[45]二是国民全体都能共享此种体验。[59]《宪法与实在宪法》认定议会制并不是独立的价值基础而只是一种功能整合，无法单列为一种国体。

以国旗条款为例，《魏玛宪法》第3条规定了魏玛共和国的国旗和商旗，行政法和刑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和商船关于悬挂国旗的任务。（一）魏玛宪制中的议会、总统与联邦对于魏玛宪制中的总统和议会，斯门德的态度较为复杂。

请愿权的核心是民众与公权力部门的沟通互动，所以是否能促进德国的全面整合是衡量请愿是否获准的核心标准，享有该权利的主体当然仅限于德国人。黑格尔传统强调国家实质，主张结合其他学科知识，发掘国家的内在价值，斯门德即在此列。

Theodor Litt, Die Politische Selbsterziehung des Deutschen Volks,1961, S.16.[45]冲突与斗争并不一定是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动力，而仅是存在基本政治共识前提下的一种有益的游戏（Spiel）。他清楚魏玛共和国的现实整合离不开总统专政，又害怕总统专政挤压常态政治。

[67]联邦制也是魏玛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鲁士州诉联邦政府案不仅涉及总统权，也涉及联邦与各州的关系。[11]韦伯指出：对政治性组织而言，暴力的使用既非唯一，更不是正常的管理手段……当其他方法行不通时，暴力的威吓与最后的动用毕竟是政治性组织特有的最后手段（ultimaratio）。一方面，斯门德赞同施米特国家存续高于法规范的观点，认为总统专政是用例外的措施（Maβnahmen）取代了常规的国家职能（Staatsfunktionen），这体现了国家的统治属性。[16]见前注[2]，斯门德书，第84—85页。

其二，缺乏对终局性因素（例如统治权）的分析，三权分立学说并未触及最根本的主权，仍然无法协调各种权力。联系到一战前后德国领土变动之大，这些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79]其二，虽然斯门德强调找回国家的社会学现实，却相当程度上忽略真正的现实。正如孟德斯鸠从民族性分析制度，斯门德将整合理论下渗到对于国体、基本权利和国家机关/职能的分析当中。

无论是视野的交互性还是社会咬合，国家似乎是一个能够自动平衡的机器。斯门德超越实证分析，强调现实政治力量的重要性。

理性化是现代性的关键，这并不等同于意义的消失，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等观念成为新的正当性基础。[39]见前注[2]，斯门德书，第164页。[75]这体现了《宪法与实在宪法》在理论上的内在困难：缺乏实质性的主权理论。[28]参见[德]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艾彦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5页。

[8]在这去政治化的一代人中，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和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是典型代表。斯门德认为，这种分类方法并不成熟，空间化和静止化的国家三要素说忽略了国家生活过程本身。

斯门德类比了《财政平衡法》第5条第2款规定的强制性协商义务，主张《魏玛宪法》第19条的实质意义是沟通、协作与整合，而非单方面对各州科以义务。[21]（三）精神科学与国家法学的连接斯门德意识到，无国家的国家学体现了一个悖论：逃避国家（unpolitische Staatsenthaltung）和膜拜权力（unpolitische Machtanbetung）的心态并存于国民。

[58]本章将结合德国当时的政治图景，以魏玛总统制、联邦制和宪法变迁为线索，讨论斯门德整合理论的未尽之处。左派认为社民党和艾伯特背叛了革命道路，仅在魏玛共和国宣告诞生的两小时后就宣布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后在1918年12月掀起起义，德国陷入血腥的内战之中。